作为华东师大的教师、参与方勇教授《子藏》项目的团队成员之一，我为方勇教授的学术成绩而感到高兴。他能够从做《子藏》到考虑新子学的构想，学术上是一个飞跃。他所做的虽然是古典经籍的整理，但出发点则在于中国现代，现在又进入了对思想、文化传承的思考，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时代感与社会责任担当，所以很能引起学术界的共鸣。
“新子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对近代以来新文化探讨传统的继承。刚才王锺陵先生说到，现代中国人有一个与近代联系的问题，这里是否体现了“接着讲”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哲学系的开创者、我的导师冯契先生曾对我们讲过。他告诉我们所谓“接着讲”，是冯友兰先生讲的“思想史无非是两种讲法，一种是照着讲，一种是接着讲”。照着讲当然没有生命力，接着讲则意味着要继承传统，有针对性地做好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之事。对于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来说，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接着中国近代讲。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中国在现实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落后，自然就对与之相关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儒学思想体系提出疑问。“五四”时，又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民族矛盾迫切，文化方面的问题提出来很多，却来不及分辨、获得深化，而是匆匆地涉略而过。建国以后，我们采取的是重新开创新学术体系的方式，而对过去近代时人提到的问题采取了不再承继的态度。所以冯契先生认为80年代之后我们有许多的问题要重新面对，重新去思考，这样就出现了“接着讲”的问题。当然在新时代条件下，这样做并不是要求跟着前人的路数讲，而是要回答曾在中国进入近代之后面临的如何做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思想之间的衔接之事。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方勇老师提出“新子学”，便是在我们现时期做的这样一件“接着讲”的事情。
讲“新子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针对类似于“新儒学”、“新经学”的社会思潮而言的。这方面的思考与对立应当说也是从近代中国就开始了的。早在晚清时期，康有为等人已经对传统经学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关注，之后，当时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了很多新的关注，涉及面很广，除了经学，还有西学、科学、宗教学（包括佛学、基督教、道教等等），提出了相关的学说、思想，“子学”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被提出来过。当时子学的复兴从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对经学传统的一种否定，也就是要求对当时提倡的“新儒学”的倾向作出修正。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现在子学的提出也是有这样一种针对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重新开始考虑文化问题，最开始关注的就是经学和儒学，我们现在做的好多就是儒学或经学的路数，这种儒学的提倡，涉及各个方面，除了思想上的重现，还有一些诸如制度、仪式、行为操守规定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到一定程度，做得很过的话，也会做不下去。近几年电视台转播过全球的祭奠孔子的仪式，但效果并不好。形式方面不能够真正代表它的思想内核的东西，儒学在近代就被发现存在问题，现在也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我看到最近报纸上还有刊登文章，说用什么来教我们的学生，是说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用什么思想文化去教我们的学生，这也就是方勇教授提出建立“新子学”的原因。就像在近代，梁启超、章太炎等学者提出子学就要求在思想界有新的提倡，即在当时社会进行百家争鸣，这与方教授文章里所讲的原创性和多元化是一致的。联系过去的历史，我们或许可以对他的“新子学”倡导，有更多的理解。
具体落实“新子学”，会遇到许多的问题，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多元的诸子中是否要有主体的导向。由于诸子众多，各自的思想差别很大，不像儒学体系主旨明确，有师承关系，有构建成的系统框架，特别到了宋明时期，儒学的学脉系统是较为清晰的。王锺陵先生指出，“新子学”的提倡当以老庄为核心价值观念，那就遇到了其他各家地位如何摆的问题。我想这里还是有一个梳理主线、框出分类脉络等的问题存在的。方教授文章里给出了几条线索，它们分别为：学术理念、思维方式、表述形式、思想内容。是否应当有个更为集中的系统框架？还是注重多元，倡导多样性的结合？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考虑。
第二个问题是子学与儒学、经学的关系。方教授在文章中引了冯友兰先生的话，冯先生讲到了经学和子学两种不同的风格，一个比较滞重，另一个比较活泼，有灵性，这里面带出来的问题是怎么判断两者关系以及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相辅相成，这是针对近代时人的相关思考而来的。我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新子学”提倡，可能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由于现在讲的子学中，包括了某些儒学中的人物，如何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划界就成为我们早晚要面对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进一步的分辨。
第三是方教授在文章中提出了有关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部分，不进入子学范围。我认为从论著收集范围的划界角度讲是应该这样做的，但从思考范围的涉及而言则不必限定得过于狭窄。其实西方人的学术里面，哲学、宗教和科学是分不开的几块，他们讲宇宙观和本体论，认为是与人分不开的方面。这种思想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也曾有过这方面的关注，如戴震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也是《四库全书》子部算学类编撰的负责人，他经过了解，确定了中国传统数学中的十本代表作（其中有《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在此基础上，他自己还写了一本相关的算学书，因为他觉得通过阅读这些著作，学到了有关的思维方法，所以据此而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这里就有子学原创的学术基础方面的贡献。同样的启示也可以追溯到天文学、医学等方面。西方人讲广义的文化，包括了自然科学等内容，我们现在想深入地探讨子学，可能还是要拓宽视野、打开思路。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